“如果成为父亲后再接这个剧本，我可能会犹豫……”面对眼前千余名观众，胡歌把五年多前的心境细细解剖——犹豫，源于演员的共情与挣扎。新片里，胡歌是在冰雪中执着寻子、却又在道德与执念间不断撕扯的“驯鹿”，离真实的人性太近，离一个父亲最深的恐惧太近。
11月15日，电影《三滴血》在全国公映，此前一夜，影片举行了上海首映礼。导演康博、领衔主演胡歌、文淇、高子淇等主创齐聚，与观众共同走入这个关于“寻亲、复仇与团圆”的故事。影片以“三滴血”为线索，串联起寻亲、复仇与团圆的叙事脉络，在冰天雪地的极端环境中，呈现人性的挣扎与情感的救赎。
胡歌在影片中饰演一名为寻子不择手段的父亲“驯鹿”。在片中，“驯鹿”与文淇饰演的李棋既相互利用，最后又形成某种同盟，关系的转变点是“驯鹿”在火车站蹲下给李棋系鞋带。“这对‘驯鹿’来说其实还是一次表演，但在三人临时组建的家庭中，他找到了父爱的出口，最终沉浸在这份亲情中。”但他也强调：“如果用恶制恶、以暴制暴的方式解救孩子，绝对是错误的。我们应当相信法律、相信公安。”导演康博也承认：“这类题材难拍，不是因为技术，而是因为情感的真实。我们不想只是讲一个‘打拐故事’，而是想呈现人在极端情境下的选择——那些善恶之间的灰色地带，那些一念之间的光明与黑暗。”
影片中，大量场景拍摄于东北严冬，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成为演员表演的重要挑战。胡歌坦言，这是他从业以来首次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拍摄：“冷到人会急，会生气，冷到我分不清手上的冻疮是化妆还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正是这种切肤之痛，才让人物更加真实。”寒冷不仅是环境背景，更是角色心理的外化，康博阐释道：“我们希望观众能通过画面感受到那种刺骨的绝望与坚韧。演员在极端的场景当中，表现出的一切都是最真实、最原始的绝望和痛苦。正因如此，才能让观众感受到影片的黑暗和人性的冷漠。”
文淇在影片中饰演一名年轻被拐孕妇，需要身着庞大沉重的硅胶假孕肚，在严寒中完成细致入微的表演。“穿再多裤子，两分钟后寒冷依旧刺骨，”她回忆道，“但正是这种生理上的极限，让我更贴近角色的无助与坚强。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淇饰演的李棋被催生的那幕戏，饰演“老姨”的闫妮将她压制在床上喂药，文淇却抬头直视她，眼神中的恐惧与倔强，成为了影片的高光时刻。她表示：“那一刻的恐惧是真实的，我想到现实中可能有人真的经历这些，感到无比痛心。”
高子淇作为新人演员，在片中饰演被多次拐卖的失语少年“冰棍”。导演透露，选角过程中面试了近千名儿童演员，最终选择高子淇是因为他“身上有一种与角色契合的孤僻与哲学气质”。子琪为角色做了大量准备，包括观察聋哑儿童和福利院儿童的行为并理解行为逻辑，但他强调：“冰棍的孤独与绝望更多源于心理层面，只能通过理解与共情来演绎。”
打拐题材，在中国影视创作中始终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。它社会关注度高，情感张力强，却也因题材沉重、叙事边界复杂而令许多创作者却步。《三滴血》从剧本酝酿到最终面世，历时五年，其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。首映礼现场，与他们同台的，还有几位特殊的嘉宾：公益打拐发起人马水峰、电影《亲爱的》原型杜小华、《失孤》原型郭刚堂。他们的存在，让这部影片不再仅仅是艺术创作，更成为一扇望向现实苦难的窗口。
杜小华展示了他失踪儿子的照片与特征，呼吁公众关注失踪儿童信息；郭刚堂则讲述了历时24年寻回儿子的经历，并强调：“个人力量有限，最终依靠的是国家力量与社会支持。”。到场警官表示：“电影中‘一滴寻亲、一滴复仇’的设定引发深思，但我们更希望将最后一滴血交给人民公安，代表希望与团圆。拐卖案件虽逐年减少，但警方帮助家庭团圆的脚步从未停止。”
“我们拍这部电影，不是要教人复仇，而是希望观众在感受故事的同时，也能意识到现实的另一面。保持警惕、珍惜家庭，是这部电影最想传递的价值观。”康博说。影片中的“三滴血”，最终被赋予了三重含义：一滴是寻亲的执念，一滴是复仇的烈火，而最后一滴，是团圆的希望。
电影结束了，但现实中的寻找仍在继续。也许，《三滴血》最大的意义，不在于它讲了一个多好的故事，而在于它让更多人愿意去凝视那些曾被忽略的苦难，去相信每一个失踪的孩子，都值得被找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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