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“如果成为父亲后再接这个剧本,我可能会犹豫……”面对眼前千余名观众,胡歌把五年多前的心境细细解剖——犹豫,源于演员的共情与挣扎。新片里,胡歌是在冰雪中执着寻子、却又在道德与执念间不断撕扯的“驯鹿”,离真实的人性太近,离一个父亲最深的恐惧太近。

11月15日,电影《三滴血》在全国公映,此前一夜,影片举行了上海首映礼。导演康博、领衔主演胡歌、文淇、高子淇等主创齐聚,与观众共同走入这个关于“寻亲、复仇与团圆”的故事。影片以“三滴血”为线索,串联起寻亲、复仇与团圆的叙事脉络,在冰天雪地的极端环境中,呈现人性的挣扎与情感的救赎。
胡歌在影片中饰演一名为寻子不择手段的父亲“驯鹿”。在片中,“驯鹿”与文淇饰演的李棋既相互利用,最后又形成某种同盟,关系的转变点是“驯鹿”在火车站蹲下给李棋系鞋带。“这对‘驯鹿’来说其实还是一次表演,但在三人临时组建的家庭中,他找到了父爱的出口,最终沉浸在这份亲情中。”但他也强调:“如果用恶制恶、以暴制暴的方式解救孩子,绝对是错误的。我们应当相信法律、相信公安。”导演康博也承认:“这类题材难拍,不是因为技术,而是因为情感的真实。我们不想只是讲一个‘打拐故事’,而是想呈现人在极端情境下的选择——那些善恶之间的灰色地带,那些一念之间的光明与黑暗。”
影片中,大量场景拍摄于东北严冬,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成为演员表演的重要挑战。胡歌坦言,这是他从业以来首次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拍摄:“冷到人会急,会生气,冷到我分不清手上的冻疮是化妆还是真实存在的,但正是这种切肤之痛,才让人物更加真实。”寒冷不仅是环境背景,更是角色心理的外化,康博阐释道:“我们希望观众能通过画面感受到那种刺骨的绝望与坚韧。演员在极端的场景当中,表现出的一切都是最真实、最原始的绝望和痛苦。正因如此,才能让观众感受到影片的黑暗和人性的冷漠。”
文淇在影片中饰演一名年轻被拐孕妇,需要身着庞大沉重的硅胶假孕肚,在严寒中完成细致入微的表演。“穿再多裤子,两分钟后寒冷依旧刺骨,”她回忆道,“但正是这种生理上的极限,让我更贴近角色的无助与坚强。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淇饰演的李棋被催生的那幕戏,饰演“老姨”的闫妮将她压制在床上喂药,文淇却抬头直视她,眼神中的恐惧与倔强,成为了影片的高光时刻。她表示:“那一刻的恐惧是真实的,我想到现实中可能有人真的经历这些,感到无比痛心。”
高子淇作为新人演员,在片中饰演被多次拐卖的失语少年“冰棍”。导演透露,选角过程中面试了近千名儿童演员,最终选择高子淇是因为他“身上有一种与角色契合的孤僻与哲学气质”。子琪为角色做了大量准备,包括观察聋哑儿童和福利院儿童的行为并理解行为逻辑,但他强调:“冰棍的孤独与绝望更多源于心理层面,只能通过理解与共情来演绎。”

打拐题材,在中国影视创作中始终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。它社会关注度高,情感张力强,却也因题材沉重、叙事边界复杂而令许多创作者却步。《三滴血》从剧本酝酿到最终面世,历时五年,其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。首映礼现场,与他们同台的,还有几位特殊的嘉宾:公益打拐发起人马水峰、电影《亲爱的》原型杜小华、《失孤》原型郭刚堂。他们的存在,让这部影片不再仅仅是艺术创作,更成为一扇望向现实苦难的窗口。
杜小华展示了他失踪儿子的照片与特征,呼吁公众关注失踪儿童信息;郭刚堂则讲述了历时24年寻回儿子的经历,并强调:“个人力量有限,最终依靠的是国家力量与社会支持。”。到场警官表示:“电影中‘一滴寻亲、一滴复仇’的设定引发深思,但我们更希望将最后一滴血交给人民公安,代表希望与团圆。拐卖案件虽逐年减少,但警方帮助家庭团圆的脚步从未停止。”
“我们拍这部电影,不是要教人复仇,而是希望观众在感受故事的同时,也能意识到现实的另一面。保持警惕、珍惜家庭,是这部电影最想传递的价值观。”康博说。影片中的“三滴血”,最终被赋予了三重含义:一滴是寻亲的执念,一滴是复仇的烈火,而最后一滴,是团圆的希望。

电影结束了,但现实中的寻找仍在继续。也许,《三滴血》最大的意义,不在于它讲了一个多好的故事,而在于它让更多人愿意去凝视那些曾被忽略的苦难,去相信每一个失踪的孩子,都值得被找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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